据说，个税征收方案调整的意图是“减负”和“调节贫富差距”。前者落脚在“起征点的提高”，后者表现为“最高税率覆盖范围的扩大”。其实，如此这般的个税调整，既无关穷人也无关富人，而仅仅有关中间收入阶层。

　　个税调整与低收入人群无关。在3000元起征点以下的低工薪者有2个多亿，占了工薪人群总数的72%。起征点是3000元，还是3300元，抑或是5000元，这类讨价还价可以在网上热闹非凡，但跟这个人群基本无关。

　　个税调整与高收入人群关系也不大。所谓高收入阶层，资产性收入是大头，工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占比很小，大量的富人甚至并不支薪，对工资部分无论怎样施展拳脚，是挠不到金字塔顶端那部分的痒痒的。

　　于是，个税调整，充其量关联的只是几千万的中高工薪收入群体，而这个群体正是中产阶层的主体。这里的含义是，“减负”和“调节贫富差距”有一个未曾明言的适用范围：“中产阶层内部”或“中高工薪收入群体内部”。也就是说：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和最高税率覆盖面的扩大，仅限于中产阶层内部的减负和收入差距的缩小。

　　由上可知，将“减负”和“调节收入差距”简单化约成个税调整，其实际效果是模糊了焦点、转移了视线。

　　要想真正起到减轻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税负（与直觉相反，低收入者不是没有缴纳个税，而是缴纳了相当高的个税），下刀处不是“个调税”，而是“增值税”，因为增值税里很大一部分是不叫个调税的个调税，是被代征了的个调税。

　　而这个以增值税面目出现的个调税，与之息息相关的人群正是低工薪收入者和农民工。

　　为什么这么说？逻辑链条是这样的：

　　我们的中低收入就业人口中，大部分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作。所谓劳动密集，从附加值的角度看，意思是说劳动成本是附加值的主要组成部分。所谓劳动密集型商品，这种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方便劳动出售的载体。对于这类劳动密集型的商品，增值税看似是直接对商品征税，实则是间接对劳力征税，这时，增值税本质是个调税，即劳动者为出售自身的劳力交纳了名为增值税的个调税。这个增值税与教授外出讲课所缴的个调税并无二致。

　　于是，事情就清楚了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力人群（他们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主体）并非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他们的个调税已经以增值税的名义被代征了。若将17%增值税里的三分之一即5.1%视为代征的个调税，那么这个税档相当于中等工薪收入群体里月入3000-4500元（扣除三险一金的净收入）适用的税档；若将17%增值税里的百分之六十即10.2%视作代征的个调税，那么这个税档相当于中等工薪收入群体里月入4500-7500元（扣除三险一金的净收入）适用的税档。这意思是说，收入低的不仅在缴税，而且还缴得出人意料的多。 

　　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值税，不仅有助于税负公平，还有助于低收入人群实质收入的提高，间接地还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。

　　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值税降低是益处，是如何作用于低收入人群的实质收入的？两个方面：收入和消费。从收入方面看，“增值税”的降低扩大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，从而鼓励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，这个投资规模的扩大，放大了对劳力的总需求，从而将改善劳力提供者的博弈地位，提高劳力提供者的市场价格，有助于劳动者实际工资的提升。从消费方面看，增值税占了总税收的45%，并最终加总在商品价格上，降低增值税，有助于商品价格的降低，而商品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名义工资不变条件下实质收入的提高。

　　如此看来，降低增值税可谓一举三得的事，为什么不作为呢？

　　更深一层看，在转型初期，增值税与承包合约一起，起到了界定产权的积极作用，是经济起飞的有效助力。在今天，产权发育相对充分、经济进入有机增长阶段，增值税的消极作用开始显现，并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。如果说，转型初期，较高的增值税率是强化产权的必要代价，那么今天仍然维持如此之高的增值税率就捞过界了，这相当于收费公路合约期满后的超期收费。今天，这个如此之高的增值税率不仅降低了民众，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实质收入，也抑制了私人投资的潜力，同时强化了“国进民退”的趋势。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，改善增长质量，提升全民的福祉，全面降低增值税，刻不容缓。（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