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晋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里写道：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

　　这句话在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站在1992年的节点上，看1978年之前，人们会为14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而自豪，并为此前走过的弯路扼腕叹息；站在今日看1992年，依然会为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成绩而自豪，依然不会理解为什么一些很浅显的道理，在当时却会引起举国争论。而站在20年后的时间节点上看今天又会如何？

　　人类在不断进步，而客观环境也在不断变化，正因此，邓小平提出要实事求是，而要做到实事求是，就必须解放思想。

　　解放思想无止境，正如我们时隔20年重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，也需要再次解放思想，以便更好地审视当下，谋划未来。

　　那以后，掌握“批条”的部门撤了

　　本报记者 杨冰

　　回顾2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，我们获得什么启示？

　　1992年，时任重庆市计委主任的陈之惠，和1992年进入计委工作、现任市发改委主任的杨庆育有着近似相同的认识：解放思想没有止境；坚持改革开放，走科学发展的道路。

　　“当时了解到南方谈话内容，我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，那就是小平同志在提醒我们，不要走回头路。”时隔20年，回忆起当年第一次读到南方谈话的情景，陈之惠说。

　　1953年重庆市计委成立，陈之惠就进入计委工作，直到1993年，共40年时间。1992年，他出任重庆市计委主任。

　　市场被逐步“松绑”

　　“南方谈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，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总纲。”陈之惠说。

　　1995年，陈之惠曾在中央党校集中学习《邓小平文选》一、二、三卷，中宣部为学员们发了一份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》，列出16个理论要点。

　　“16个要点里面，除了关于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’一条外，其余全部源自南方谈话。”陈之惠回忆说。

　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开启了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。到1992年，老百姓吃饱穿暖的问题基本解决。然而，此时的中国，虽然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指导着前进的方向，但企业在产、供、销上没有自主权，一切由行政部门“统管统配”；关于计划和市场、“姓社”和“姓资”的争论此起彼伏。

　　陈之惠将当时经济情况称为“万人行路，一人开条”，无论什么都需要审批手续。特别是企业，原料靠分配、产品靠调拨、用人要指标。国有企业如此，非公经济的境况可想而知。当时重庆组织到深圳考察，考察团的一些干部感叹：“这里和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区别？”

　　工程建设中，根据主管部门的批条分配给有关公司承建，建筑单位有了项目，就有了拿钱的地方。至于项目超支，通过所谓的审计，又可多拿钱走人。陈之惠介绍说。

　　银行在贷款上也看指标。将款项贷给国有企业，亏了报账、销账即可；贷给私人如果亏了，马上就有部门追查银行及经办人的渎职责任，甚至可以认定为腐败。

　　对此，邓小平曾说，权力过分集中，必然产生官僚主义。这种现状，无疑很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作为计委主任，陈之惠的感触很深。

　　事实上，受这种现状困扰已久，主张改革开放者大有人在。重庆自1983年就着手经济体制综合改革，成为经济上的“中央直辖市”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。

　　例如，在1983年之后的几年间，推动企业“五自主”，推动企业在经营、价格、分配、用工和技术改造上有自主权；对商业进行“四放开”，即经营、价格、用工、分配放开。作为军工产业基地，重庆也启动了“军转民”生产的序幕。

　　1984年，在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肖秧主导下，重庆向国外引进了第一批新技术，包括汽车、摩托车、日用电器、卫生用陶等，并修建了扬子江饭店，引进程控电话，新建了江北机场等。

　　而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，也是逐步深入的。1979年小平同志会见美国、加拿大客人时就说：“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。”1985年，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时又说，“只搞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，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，就更能解放生产力。”1987年，小平同志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道：“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，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，就可以利用。它为社会主义服务，就是社会主义的。”

　　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，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，重申了深化改革、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正如平地春雷，惊醒泥古不化者的同时，更让改革者振奋。

　　就是这一年，尹明善走出书斋创办了力帆，孙甚林从钟表厂离职开始打造南方集团，隆鑫、宗申等民营企业一步步做大，“军转民”品牌如长安、嘉陵、建设，此后享誉全国。

　　前进自然会有阻力

　　“向前走必然涉及改革，改革必然涉及权力重新分配，因此前进中自然阻力重重。”陈之惠说。

　　他回忆，在学习邓小平讲话精神时，大家都认为科学、正确，并且分析得头头是道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付诸实践。

　　以计委下属的物资局来说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其权力大得惊人。物资局下属很多公司，管产品的“统购统配”。即所有企业的产品都要以一定价格由物资局“统购”，再由其根据需要“统配”出去，这一过程最关键的就是“批条”。掌握“批条”权的部门，自然是香饽饽。

　　“一改革，就意味着很多机关没有权力了。”陈之惠说。例如改革之初，一些物资局局长问：“企业的人财物、产供销我都不管了，我这个局长还管什么？”

　　1992年之后，物资局这一机构转而提出为企业“服务”，后来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放开、扩大，物资局这一部门逐渐消失了。

　　“权力的分配必须要适应经济的发展，这也是改革的目的。”陈之惠说。但一些单位在改革中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。例如工商企业放开登记后，陈之惠曾问一位县委书记：“现在你们的企业登记困难吗？”这位书记回答：“只要你陈主任打招呼，我们马上办登记。”

　　听到这个回答，陈之惠说：“要是全重庆的企业登记，都要我打招呼，我能打得过来吗？”

　　当时的情况是，虽然企业登记放开了，但是企业在登记时，必须要给主管部门一些赞助才能顺利办理手续。

　　“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在当时确实存在，原因就是一些部门不愿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。”陈之惠说。

　　因此，南方谈话更坚定了重庆改革开放的信心。同时，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快。

　　陈之惠拿1992年和2011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比较：1992年重庆市的GDP为274亿元，2011年为1万亿元，增加了35倍；1992年对外贸易8亿美元，2011年292亿美元，增加35.5倍；1992年城市人均收入、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036元、773元，2011年分别为20250元、6438元，分别增长8.9倍、7.3倍。

　　“这都得益于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，思想的解放，生产力得以释放，经济社会发展才取得了巨大成就。”陈之惠说。

　　共同富裕不该被忽略

　　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，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，通过先富带动后富，“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，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。”

　　南方谈话中更明确地提出：“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”，并提出“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”。

　　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34年，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至今20年，我们国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，使经济快速发展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较大地改善，但是缩差共富的事解决得并不好，甚至在部分地区还有拉大的趋势。”陈之惠说。

　　他认为，如今重读南方谈话不难发现，“先富带动后富”理论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与“共同富裕”这一根本目标结合在一起的。

　　“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衣食住行，能给老百姓这些，老百姓就拥护。”陈之惠说。作为生在旧社会的人，陈之惠经历了抗战、国内战争和新中国3个时期。

　　在抗战时期，陈之惠生活在山西，“那时候日本人杀中国人就像杀只鸡一样，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活。”

　　抗战后，陈之惠到西安，生活在国统区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小职员，每次发了工资立即去买米，因为这些钱有可能上午能买5袋米，下午就只能买4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陈之惠同样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但他认为其根本原因是“人祸”，还在于生产力不解放。

　　“小平同志指出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。”陈之惠说，而如今，经济发展快了，总量大了，如果不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，在未来我们还要走弯路。正如前进必有阻力，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来看待共同富裕。

　　因此，陈之惠说，重读南方谈话，给我们的启示，除了要抓改革开放，用好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，一步一个台阶地发展经济外，还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